她花3年研究40个女富豪，发现酒桌上没有大女主

当然，女儿的自由本身也建立在她已经获得的经济基础之上，所以它并没有完全离开成功逻辑。我也不确定，我访谈的一些当母亲的厂商家，有可能是因为孩子还小，或者她们生的是女儿，才能保护这种自由；如果换成儿子，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新周刊》：你后来还有跟这些受访者保持联系吗？当下，她们还在不断证明自己的成功吗？

唐凌：哈哈，应该是没有了。我没有很系统地长期跟踪每一个人，但后来再见到一些受访者时，我们已经更像朋友了。有人的企业在新冠疫情后受到很大冲击，转做私域电商，她联系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多关注她的厂商。我能明显感觉到她比以前累，经济状况可能也没有过去那么好。

也有人出现一些变化，她们当然还是会聊创业，现在可能是做出海电商，比如去中东找新的赛道机会，但她们对个人生活的想象没有以前那么单一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现在她们很多人会谈起心理健康，也会用一些流行心理学的办法重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前她们可能觉得伴侣最好能帮助自己的事业；现在她们会觉得，赚钱没那么重要了，对方能提供情绪意义也很好。看到一些人不再那么功利地处理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把身心狀態、关系和快乐本身看得更关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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