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花3年研究40个女富豪，发现酒桌上没有大女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钱雨朦，编辑：Felicia
她们得一直成功才行。她们要不停工作、拓展生意，把私人关系和情感付出都变成生意的一部分，还面临“事业成功，家庭也不能失败”的处境。
2008年，安徽合肥一所大学里的一名舞蹈老师在帮学生购买舞蹈服之余，顺手开了一家网店，把存货挂到网上卖。后来有一天，她扭伤了脚，但学校仍然要她上课，她单脚蹦跳上了没有电梯的六楼，忽然意识到，她给网店客服开的工资已经和自己当老师领的工资差不多。第二天，她辞职了。2016年，她所创办的企业年营业额已达到2500万元。
2017年前后，一批80后、90后女性商业领袖聚集于深圳南山，一些人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回来，一些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加拿大或中国香港身份。她们常常聚会，聊在当年还很新的商业话题：虚拟恋人、女性编程、性教育、新消费厂商……这些生意都离不开电商和女性社群。
2022年8月13日，北京。“北京女子陆地冲浪社群”的发起人朵兰在做绕桩示范。（图/曲俊燕/《中国青年报》）
这些故事都被记录在一本名为《倦怠市场女性主义：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市女企业家》（Burnout Market Feminism:Urban China Businesswomen in the Internet Age）的专著中，作者是墨尔本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唐凌，她长期研究中国数字经济、性别与女性主义。
2017年，还在牛津大学读博的唐凌，在深圳和合肥两地开启了这项关于“中国女老板”的田野调查。将近三年里，她接触了40多名女企业家，走進她们的厂商和酒局，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和亲密关系。
这些女老板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成长于独生女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她们赶上改革开放、城市化和互联网经济快速演進的年代，在电商浪潮里抓住机会创业和挣钱。10年前，“中女”还不是一个流行词，但今天回头看，唐凌记录下来的，正是一批在中国经济高速上升时期步入中年的女机构家。
唐凌真正的疑问也由此而来：赚到钱的女老板们，活得更好了吗？
答案首先有肯定的部分。钱确实改变了很多事情，从稳定但收入有限的工作中离开，有人在创业里获得过去没有的、极大的自主权和自信心，足够的资产也意味着拥有在亲密关系里的自主权，以及和原生家庭谈判的底气。
但唐凌很快意识到，这种自由有着苛刻的前提：她们得一直成功才行。她们要不停工作、拓展生意，把私人关系和情感付出都变成生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她们还面临“事业成功，家庭也不能失败”的处境。
在男性主导的商业场合里，一些女机构家依然扮演着“我成功的秘诀就是听我老公的话”的贤惠妻子角色。女性温柔、体贴、容易共情的特质既受到赞扬，也在很多场合被视为“太感情用事”，她们需要持续用新的商业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妨碍领导力的施展。这些额外的“劳作”，都会让女公司家走向某种“倦怠”。
开始这项研究时，唐凌只是一名年轻学生，她把一些女老板叫作“姐姐”，跟着她们出入觥筹交错的场所。在一些酒局里，她也会被要求给人敬酒、坐到男老板身边，甚至遭遇过性骚扰。唐凌无法置身事外，她在观察这些已经获得财富和成功的姐姐如何选择职业、婚姻和生活，也在问自己：未来要走向怎样的人生？
学者唐凌。（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一次网络分享中，一名在美国读自然科学的学生对唐凌说，她看完这些女公司家的故事，会陷入“如果我不继续努力读书、刷分、刷成绩，那我还能做什么”的困惑。唐凌思索片刻，回答：如果我们的方向不必只是“be good”，还可以是“be kind”呢？人不必只有不断证明自己足够出色这一條路。
以下是《新周刊》和唐凌的对话。
25岁，走進女老板的世界
《新周刊》：你为什么会对女老板感兴趣？
唐凌：我博士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化，女老板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对话群体。
我先简单梳理中国女性主义演進的两條脉络。一條强调女性权利和社会行动，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比如何殷震、梁启超等人讨论女性的受教育权。距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本土涌现出一批关注女性权益的民间组织。另一條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脉络，很多海外学者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推动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实践，最有名的口号便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改革开放后，一些研究参照女性劳动参与率回落、工资差距扩大等数字，看来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出现了倒退。
对于前者，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对于后者，我是一个出生在湖南、成长在广东深圳的90后，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实际经验，与那些“行业化让女性处境倒退”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我在想，有没有另外一种视角可以解释中国女性主义近年来的发展？
一部分的启发依然来自我的个人经验。我的父母虽不经商，但生活在商业发达的深圳，我从小会跟着他们出去应酬。后来我到香港读书，去英国留学，现在在澳大利亚工作，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受惠者。
去年去世的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她有一套四卷本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中国不同阶层女性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生命经验。美国历史学者汤尼·白露后来把李小江在改革开放后的女性主义实践概括为“市场女性主义”。我想顺着这條路继续往下走，去看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女性的具体实践。
至于研究，既然要做，我就想做到极致。我想接触别人眼中的那些“人生赢家”——赚到了钱，事业成功，同时似乎也能把家庭和各种关系经营得很好、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女企业家。学术之外，刚开始做博士论文时我才25岁，我在受访者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成长和未来的想象。
《新周刊》：成功的企业家似乎不太好靠近，你是如何接近她们的？据说，突破口是你的小学同学？
唐凌：我选择深圳和合肥作为田野调查地点，其实都和认识的人有关。深圳最初的受访者上过一家比较出名的杂志，讲述自己在天使轮融资时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有学术圈的朋友把資訊转给我，我一看，突然发现：这不是我的小学同学吗？我把万年没登录的QQ翻出来，没想到她居然还在用，就这样，我们重新联系上了。
合肥的一名关键受访者是我在求学过程中认识的。我们最早在一个学术场合碰到，聊得很投缘。我想多了解她一点，她开玩笑说：“你可以‘百度’我。”我一搜才发现，原来她不只做学术，还是当地很有名的女企业家，后来我们慢慢成为朋友。她们都很慷慨，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和圈子打开，这也让我有机会研究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社会资源比我多的人。
我做田野调查那几年，正好是“互联网+”的时代，也正处于AI热潮之前的一轮创业潮中。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都在做电商、微商，聊平台经济，马云也是当时最有现身度的企业家之一。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相信互联网创业可以改变人生的氛围，我接触到的这些女老板，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新周刊》：你的研究对象和当下人们说的“中女”的概念很相近，你如何看待“中女”这个词语的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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