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他从胡志明市的一所大学商学院毕业,带着光鲜的GPA与对未来的信心。那时的他以为,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一张办公桌、一份保险,就是成年后的归宿。但如今,29岁的他靠着送外卖和载客,每天骑着摩托穿梭在烈日与暴雨之下,每月收入仅有220美元,一半还要拿去支付租金与油费。
他叫辉(Hieu),他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越南城市年轻人结构性困境的一个缩影。


从“白领梦”到“绿衣现实”:骑手的诱惑与陷阱
辉大学时主修工商管理,是典型的“办公室梦想家”。毕业后,他投出了30多份简历,参加了十几次面试,却不断被问到一个致命问题:“你有经验吗?”

“很多公司要求一到两年经验。而那些愿意招应届生的,只给我每月五六百万越盾(约200美元)的起薪,工作十小时,还没有加班费。”

租金、油钱、三餐和生活费逼得他无路可退。朋友一句话让他重新燃起希望:“去跑车吧,只要肯干,一天能赚四五十万越盾,一个月一千多美元。”那一刻,骑手经济的自由幻象闪闪发光。他注册了两家外卖与出行App,开始了人生的新尝试。

最初的日子确实光鲜。每天跑25–30单,收入能达到500,000–600,000越盾(约23美元),第一个月他赚了1300万越盾(约人民币3500元),是毕业生工资的两倍。阳光洒在车后,他觉得自由、骄傲、充实。

繁荣的泡沫:当算法不再眷顾
好景只维持了两年。平台司机数量暴增、订单减少、服务费上涨、油价飙升——辉发现自己必须每天完成40单,才能拿到五年前的一半收入。

“现在一个月赚七八百万越盾(约2000元人民币),下雨天或节假日更少。”

日复一日的奔波让他身体垮掉。背痛、膝盖酸、手臂麻。有一次夜里在第12郡送餐时,他的手机被抢走,他坐在警局里,只剩一句喃喃自问:“我大学四年,到底换来了什么?”

“返场”失败:学历不再是门票
辉试图回到企业世界。他更新简历、投递岗位,却一次次被拒。公司人事坦言:“我们不考虑离职太久的人。”

五年的“空白期”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企业经验,没有新技能,他再也进不了原本梦想的行业。“我发现,我连回到起点的资格都没有。”

如今29岁的他,仍穿着骑手制服穿梭在胡志明市街头。月入约220美元,没有社保,没有假期,没有未来。“如果我生病一周,我就要饿一周。”

自由的代价与稳定的幻觉
辉并不否认骑手工作的意义:“这份工作很正当,让我能靠自己生活,也服务了社会。”但他也承认,如果能重来,他宁愿当初接受那份月薪低、却有积累的办公室工作。

“至少五年后,我可能是一个有经验、有方向的员工,而不是一个体力渐衰、被算法左右的骑手。”

越南青年的“漂浮时代”
辉的故事,是越南城市青年的现实映照。越南每年有约30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其中约35%从事与专业无关的临时性工作。外卖员、司机、客服、自由职业者成了“新中产的过渡站”。

这群年轻人不乏能力,却缺乏结构性的成长路径。他们生活在一个由App与算法定义的经济中,被效率裹挟,被数据评估,被自由困住。

这不是一个个体的失败,而是一个时代的病灶。当学历失去价值、经验成了壁垒、算法取代人事,那些在烈日下送外卖的年轻人,其实都在送着属于自己被延迟的青春。

辉说得平静,却刺痛人心:“自由很贵,而我付出的代价,是五年的青春和一张失效的文凭。”
五年前,他从胡志明市的一所大学商学院毕业,带着光鲜的GPA与对未来的信心。那时的他以为,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一张办公桌、一份保险,就是成年后的归宿。但如今,29岁的他靠着送外卖和载客,每天骑着摩托穿梭在烈日与暴雨之下,每月收入仅有220美元,一半还要拿去支付租金与油费。 他叫辉(Hieu),他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越南城市年轻人结构性困境的一个缩影。 从“白领梦”到“绿衣现实”:骑手的诱惑与陷阱 辉大学时主修工商管理,是典型的“办公室梦想家”。毕业后,他投出了30多份简历,参加了十几次面试,却不断被问到一个致命问题:“你有经验吗?” “很多公司要求一到两年经验。而那些愿意招应届生的,只给我每月五六百万越盾(约200美元)的起薪,工作十小时,还没有加班费。” 租金、油钱、三餐和生活费逼得他无路可退。朋友一句话让他重新燃起希望:“去跑车吧,只要肯干,一天能赚四五十万越盾,一个月一千多美元。”那一刻,骑手经济的自由幻象闪闪发光。他注册了两家外卖与出行App,开始了人生的新尝试。 最初的日子确实光鲜。每天跑25–30单,收入能达到500,000–600,000越盾(约23美元),第一个月他赚了1300万越盾(约人民币3500元),是毕业生工资的两倍。阳光洒在车后,他觉得自由、骄傲、充实。 繁荣的泡沫:当算法不再眷顾 好景只维持了两年。平台司机数量暴增、订单减少、服务费上涨、油价飙升——辉发现自己必须每天完成40单,才能拿到五年前的一半收入。 “现在一个月赚七八百万越盾(约2000元人民币),下雨天或节假日更少。” 日复一日的奔波让他身体垮掉。背痛、膝盖酸、手臂麻。有一次夜里在第12郡送餐时,他的手机被抢走,他坐在警局里,只剩一句喃喃自问:“我大学四年,到底换来了什么?” “返场”失败:学历不再是门票 辉试图回到企业世界。他更新简历、投递岗位,却一次次被拒。公司人事坦言:“我们不考虑离职太久的人。” 五年的“空白期”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企业经验,没有新技能,他再也进不了原本梦想的行业。“我发现,我连回到起点的资格都没有。” 如今29岁的他,仍穿着骑手制服穿梭在胡志明市街头。月入约220美元,没有社保,没有假期,没有未来。“如果我生病一周,我就要饿一周。” 自由的代价与稳定的幻觉 辉并不否认骑手工作的意义:“这份工作很正当,让我能靠自己生活,也服务了社会。”但他也承认,如果能重来,他宁愿当初接受那份月薪低、却有积累的办公室工作。 “至少五年后,我可能是一个有经验、有方向的员工,而不是一个体力渐衰、被算法左右的骑手。” 越南青年的“漂浮时代” 辉的故事,是越南城市青年的现实映照。越南每年有约30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其中约35%从事与专业无关的临时性工作。外卖员、司机、客服、自由职业者成了“新中产的过渡站”。 这群年轻人不乏能力,却缺乏结构性的成长路径。他们生活在一个由App与算法定义的经济中,被效率裹挟,被数据评估,被自由困住。 这不是一个个体的失败,而是一个时代的病灶。当学历失去价值、经验成了壁垒、算法取代人事,那些在烈日下送外卖的年轻人,其实都在送着属于自己被延迟的青春。 辉说得平静,却刺痛人心:“自由很贵,而我付出的代价,是五年的青春和一张失效的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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