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座位于中国南部沿海的梦想之城，也是东南亚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在人们的想象和心中，它一直与超级富豪联系在一起，拥有高耸的摩天大楼和奢华的生活方式。

事实是，这种想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根据Ultrata的《2024年亿万富翁报告》，香港拥有至少107位亿万富翁（每位财富达10亿美元或以上），是仅次于纽约的全球第二大城市。

据《商业内幕》2019年报道，香港750万居民中，七分之一的人是百万富翁（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就超级富豪比例而言，香港让纽约、东京和巴黎相形见绌。

如果你站在山顶俯瞰香港，你会发现这些富豪们都住在隐蔽的“太平山顶”、“清水湾”等地的豪宅里，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挥霍金钱购买豪宅、赌马、吃着最精致的食物、佩戴最昂贵的珠宝，开着“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豪车出现在街头。

事实上，据曾在香港法拉利担任营销和公共关系经理的Elaine Fung所说，其中一些富人要求对自己的汽车进行独特的设计，以反映他们的风格、个性和品味，并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希望自己能比其他富有的人更加突出。

但这不是香港，至少不是香港的全部。英国广播公司几周前发表的一篇报道深入探究了这座超级富豪城市的深层情况，发现在人们对奢侈和挥霍现象的普遍关注中，一个被忽视的现象是：超过20万人生活在所谓的“棺材房”里，即一个人住在一个笼子或一间6平方英尺的房子里，在那里睡觉、存放所有物品，并与其他20个人共用一间浴室。

由于房地产行业被金钱巨头把持，平均房价超过城市平均家庭收入的18倍，连续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在这个全球房价最昂贵的城市获得体面的住房。

讽刺的是，在讨论香港事务时，甚至在分析和探讨香港民众不幸福感上升、挫败感加深的原因时，这种巨大的阶级差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根据2024年世界幸福指数，香港得分5.63（满分10分），位列全球第86位，甚至落后于许多饱受战争和冲突蹂躏的国家。

这个富裕城市创纪录的不幸福和抑郁程度引起了西方观察家的关注，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宣扬香港为其居民提供的优势，包括有效的民主特权、高效的政府、健全的法律机构，当然还有奢华的生活方式（对许多人来说）。

但香港大学专门研究亚洲政治和经济的副教授托比·卡罗尔表示，不仅仅是西方的分析未能认识到政治和经济精英与香港恶劣气候之间的深层联系。

卡罗尔认为，当这座城市的公民走上街头进行愤怒的示威游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导致他们愤怒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本质。他表示，香港一直向世界宣传自己拥有优质、法治严明的营商环境，但事实上，香港几十年来一直在急剧衰落，其真正的危机更多地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本身，而不是其他因素。

超过一半的人口患有抑郁症！

香港大学医学院李雪教授于2024年领导的一项研究首次对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建立了经济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香港很可能在2023年至2032年期间（近十年的时间）面临持续且日益加重的抑郁症负担。

此外，该研究预测，20%的抑郁症患者会患上所谓的“难治性抑郁症”，即尽管接受了各种心理治疗，患者仍然感觉不适。

这项研究发表在历史最悠久、最受尊敬的医学杂志之一《柳叶刀》上，研究估计，香港每年治疗抑郁症的费用将超过25亿美元。该研究认为，鉴于社会经济状况，当前该城市的心理健康趋势令人担忧，因此应该通过多学科方法而不是仅仅通过心理健康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香港和富社会企业旗下幸福研究平台HK.WeCare在2024年对香港1093名成年人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香港超过20%的居民患有中度抑郁症状，超过35%的人口患有较重度的抑郁症状。

超过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都感到绝望、沮丧和失落，这促使香港《南华早报》在2024年底报道称，该城市超过一半的人口患有抑郁症状。七年前，香港首次进行城市幸福指数调查时，抑郁症发生率达到最高峰，35-44岁年龄组的结果最差，比其他群体更甚。

大多数民意调查和研究都试图探究这座自诩为富裕之城的城市中不幸福感和临床抑郁症病例不断增加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经济仍然是人口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多数分析和评论都集中于这个问题，试图描述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东华学院护理学院助理教授Simon Cheng对经济悲观情绪导致的不幸福程度感到惊讶，尽管香港经济的整体数据并未显示出重大问题。他告诉《南华早报》，芬兰的幸福指数为7.89（满分10分），而香港的幸福指数仅为5.63，尽管芬兰和香港的经济潜力差距并不大，事实上，在他看来，香港的经济表现更好。

这位大学教授继续对香港与经济指标较低的国家之间不幸福感和幸福感的巨大差异感到惊讶，他说，芬兰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0亿美元，而他所在的城市同年的GDP为3820亿美元，但香港人却感觉如此痛苦。

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议员、中间派香港政治家狄志远认为，抑郁症发病率迅速上升的问题具有传染性，他表示，这种痛苦状况正在蔓延，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随后，狄志远在紧急诊断后给出了一个快速解决方案，他表示，政府应该听取不同的经济意见，如果政府能在短期内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人们就会重拾信心、幸福和乐观。

但如果存在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导致了这种不快乐和悲惨的局面，该怎么办呢？如果城市经济总体向好的数字背后隐藏着其他现实问题，导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感到悲观和悲观，那该怎么办？

不平等：被所有人忽视的弊病

包括2019年的《卫报》在内的多家报纸此前都曾指出，这座以极其富有而闻名的城市的许多居民正在经历各种形式的经济和社会困难。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城市750万居民中，有13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5岁以上的人口中，这一比例上升到32%，这意味着老年人过了劳动年龄后，面临着特殊的苦难。

最近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大致相同的数字，2023年9月，乐施会发布《2023年香港贫穷报告》，指出当年第一季香港整体贫穷率超过20%，贫穷人口超过136万人。这意味着该城市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对财富几乎一无所知。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悖论：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政府预算盈余的几年里，香港的高贫困率仍然是现实。例如，2018年，政府实现了相当于176亿美元的现金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以向低收入人群、年轻人、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发放现金的形式使用。

这也是根据经济事实得出的结论：香港的人均GDP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世界最高水平（根据2023年的数据，其人均GDP在全球排名第24位），超过了德国、芬兰、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国家。随着政府为适应经济变化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而调整贫困线，贫困人口数量正在稳步增加。

2024年单人家庭的贫困线为5000当地元（637美元），两人家庭的贫困线为11300当地元（1440美元），三人家庭的贫困线为25200当地元（3200美元）。乐施会的报告显示，同年香港贫困人口数量上升至139万人，仅一年时间就增加了近3万人。

对于老年人来说，情况似乎正在恶化，乐施会观察到香港贫困老年人（65岁以上）的数量增加到58万人，据该组织称，与2019年贫困老年人的数量相比，这一数字急剧增加了42.9%。

与2019年相比，贫困老人家庭数量也增加了50％。乐施会的报告还指出，香港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很低，仅为13.9%，而挪威和中国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分别达到22%和25%。

通过这样的数字，我们可以多少理解为什么在这个看似繁荣的城市里，人们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和不幸福感会盛行，而这里的关键词就是“不平等”。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指出，过去40年来，香港这个经常被誉为典范的城市，最近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半人口的最低工资份额从18.7%下降到11.6%，而最富有的1%人口的工资份额从10.7%上升到16.3%。

20世纪80年代末，最富有的0.001%人口的财富总额占全市收入的17%，而现在这一比例已达到55%。这一极小的社会群体所占比例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事实上，这一比例是法国的10倍。

乐施会的数据显示，最近的数据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2024年最富有的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将超过131000港币，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比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增加了10%，而自2019年以来，最贫困的10%人口的收入比2024年最富裕群体的收入少了约82倍，而在疫情爆发前，他们的收入比最富裕群体少了约35倍。

香港自称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但实际上，有人认为香港是一个建立在垄断基础上的城市，而不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城市，因为有四个家族控制着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房地产行业。富裕精英受益于长期以来依赖减税和向精英业主出售土地的城市政策。

根据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的调查，香港许多居民开始意识到金融和商业精英在立法和政府机构中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该中心称这正在加深“不平等”。而一些社会活动家则一直试图强调，香港政府应该采取更精准的措施来对抗当地的极端贫困，并正视猖獗的“不平等”现实，而不能只关注诱人的经济增长数字。

最后，或许我们应该关注托比·卡罗尔教授指出的问题，即香港年轻人对城市问题的根源缺乏认识，这才导致他们走上示威游行，高举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画像，他们拒绝任何呼吁收入再分配或平等的口号或理念，仿佛他们认为这些理念必然是中国理念，并且对独立和民主怀有敌意，而香港的金融和房地产精英与中国关系良好。

托比将其归因于香港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个人主义和成功神话，这使得他们总是将拥有超过一半城市人口财富的成功商人视为值得效仿的光辉故事、象征和榜样，而不是必须全力以赴和决心面对的弊病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