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之际，观察者网从全球治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等多个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和成就。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之一，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努力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减少不平等的共同富裕之路。
本文选摘自国家行政出版社两位作者的新书《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第二章“共同富裕，避开不平等陷阱”，小标题有改动。
【文/文扬、高艳平】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创作《21世纪资本论》后，引发全球热议。这本书运用大数据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残酷现实。
以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为例，顶层1%富人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富人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份额仅有五分之一；到1950年，该比例减至不到原来的一半；但是，自1980年起，顶层1%的收入份额又一次大幅上升，并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趋势。
经济发展是否惠及最广大人群，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是衡量一国发展是否成功、执政党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指标。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次次突破思想窠臼，从模仿苏联“老大哥”发展模式，在扶贫解困、改善居民生活方面所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到改革开放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追求效率至上的前提下，一度出现基尼系数拉大的现象，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不平等，让发展惠及更多老百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
2020年末，中国宣布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消除了极端贫困。据《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分析，过去约40年时间，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1%下降到2018年的0.3%，贫困人数减少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近75%，还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变化情况（2012年至2020年）《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进展报告（2023）》
更重要的是，中国消除不平等的实践并未停歇。2021年，中国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继续推进。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的“七大聚焦”中，第四条就是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减少贫困和消除不平等是全球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如何通过农业合作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精准扶贫和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战略，形成中国特色反贫困和消除不平等的实践，筑起中国特色社会安全网的历史脉络。这一历史脉络背后所展示的是，从模仿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后又再次突破日益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教条，不断探索、试错和调整发展路线的强烈的富民逻辑。
第一次突破：奠定社会主义基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在减贫方面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被充分理解和说明，这是因为中国的农村收入性标准直到1986年才制定，联合国的贫困线都是按照收入和消费来衡量的，而用单纯的收入标准很难判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减贫成果。
今天的人们对此已经有了共识，贫困是一个包含多维指标的概念，要在多维衡量体系中确定，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如此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通过办人民公社推行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全覆盖，以及建立基本社会保障网等，实质上都是广义上的扶贫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探索。【1】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一些教训，但以上几个方面的成就，仍然为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的中国减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和探索，至今仍然推动和引导着未来的发展。
1.农业合作化
与新中国建立过程同步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得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占总人口60%~70%）免费获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这一重要承诺的兑现，被称为最为根本的减贫政策。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也确立了农户家庭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化的农地制度。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当年总播种面积比抗日战争前增加了44.4%。与1949年相比，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44.83%，棉花产量增长了194%。【2】
然而，土地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再次集中和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有些地方很快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的苗头。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口述记载：
1950年，山西省长治地区土地买卖现象之多，是历年来所没有的。据《晋东南武乡县农村考察报告》对六个村的调查，1949年到1950年两年，有139户（占总户数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数的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两倍乃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还放高利贷，说什么“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60%，甚至180%。【3】
为此，山西省委决定，10个村在原来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合作社，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作准备。
然而，这次探索引起了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争论。刘少奇认为，山西的农村合作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10~15年的建设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没有国家工业化，没有拖拉机之前，是不能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他多次讲到，只有等到80%的农民有了三马一车一犁，才能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化，建立苏联式的集体农场。【4】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涉及当时革命老区农村或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最终说服了刘少奇、薄一波等党内高层，并肯定了山西的探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山西的初级社土地入股，地四劳六（土地分红占40%，劳动分红占60%），有公积金（集体收益），走集体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因素不断增加。毛泽东看到了这些，认为共产党不断扶持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就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并带动城市，过渡到社会主义。【5】
按照陶鲁笳的理解，毛泽东正是抓住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条主线：小农经济发展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终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起来造反，推翻旧王朝，周而复始，没有出路。因此，通过农业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是毛泽东为实现共同富裕所倡导的一种实践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源上解决两千年小农经济历史周期率的方案。
而且，山西初级合作社的实践事实上取得了很有说服力的成绩。就在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前，即7月26日，陶鲁笳给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合作社从1951年开始运行了四年半，已经有41%的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由于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遭到农民强烈反对，出现农业减产和死牛事件，毛泽东特意问起山西是否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陶鲁笳说：
1953年2242个社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长27.6%，单产增长21.6%，比互助组单产高21.5%，比个体户高39%。1954年全省因灾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万头发展到1954年的213万头，年递增率为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高达15%，适应了初级社添置新式马拉农具的需要。特别是，现在晋东南老区在1276个老社中，生产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38%，这就为下一步过渡到高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6】
听到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成就，毛泽东很高兴，并叮嘱山西要吸取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把合作社搞得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好。在山西农业合作社成就的鼓励下，在1955年7月最后一天，毛泽东发布《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要求全国加快合作社的建设。至此，三年关于工业化优先，还是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举的争议也结束了。
不同于苏联革命起于城市，走了一条先工业机械化后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农村先天地成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突破口。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做法。【7】到1957年，农村初级社升为高级合作社，社员私有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私有的耕畜、大中型农机具则按合理价格由社收买转为集体财产；社员劳动采取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民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这项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贯彻至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当前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尽管在实践中出现过各种问题，但构成了中国农民最基本的一项抵御内外危机的安全屏障。
一些海外学者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得如此顺利，短短3年就能让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重新交出土地并将其收归集体所有，而且还能避免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情况？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超经济突破”这一有效模式。与苏联的情况大为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与中国的广大农民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并取得了无可替代的代表性，这一点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民解放这一长期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时中等富农占绝大多数不同，中国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农民，三分之二仍然处在赤贫状态，他们的土地绝大多数是土地改革得来的。因而农业集体化运动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土地、大型农机具和牲畜的个体占有，再次拉平了农民的收入差距，获益的仍然是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8】这既是共产党所描绘的集体化的美好前景，也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物质利益，尤其是对一些劳动力不够的脆弱家庭，农业集体化能够帮助它们抵御风险，对它们更为有利。
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里生动地描绘了农民加入高级合作社前后的情景：“高级合作社成立前几天，号召大家积肥献礼，每只船都出动了，罱得满船的河泥，把几条河都挤住了。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得每个人都感受到气象更新。”“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心情，‘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9】
吃饭这个经济问题与社会主义这个政治问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只有在中国的“超经济突破”实践中才可能发生。
2.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期间，农村纷纷实行小社并大社，实行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化，人民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成为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的“政社合一”实体。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取消了社员退社的自由，并实行户籍制度以防止农村劳动力外流，因而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开始推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公共食堂）。1962年，宅基地所有权也确定为集体财产，使用权无偿分配给社员，一家一户。人民公社这一体制一直维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之后的1984年。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被一些人视为毛泽东等革命家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回顾地看，若单纯考虑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益方面，由于在微观激励机制和市场效率等多方面的严重缺陷，基本上是可以否定的。但是，不能据此完全否定这一制度在当时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无论如何，在1957—1982年这段时期，我国粮食和棉花总产量分别提高了81.8％和119.4％，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0％和4.0％，在同期人口增长57.2%的情况下，相应的人均粮食、棉花分别实现了15.6％、39.5％的增长，增长速度与其他农业国家相比是高水平的。【10】而除了农业产量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这种“公社-村-小队”三级体制所体现的超强的动员力量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模式，在中国人口众多、财力有限这一基本国情之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中国农村的水利建设、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有效供给，在中国中长期的共同富裕战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萧山人民围垦造地。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
事实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正是在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应运而生的。集体化的农村突破了个体农户的藩篱，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长期来看，是可以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1958年，水利部时任部长傅作义在《人民日报》的发文中指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畅谈农村中兴修水利的高潮。文章说，仅在1957年冬到1958年初的四个月时间里，就新开辟了灌溉面积约1.17亿亩。他作了个比较：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祖先四千年累计只开辟了2.3亿亩灌溉面积，所以那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1】这个比较，如今的人看着稍显夸张，但当时完成的灌溉面积是实打实的。
在政治运动的鼓动下，中国人民依靠群众智慧和集体力量，还创造了“长藤结瓜”等适合不同地形的水利化经验。比如，南方各省雨水虽然较多，但是在合作化以前，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条件下，塘坝水源不能互相调剂，多数抗旱能力很低。若几十天不下雨，有的塘坝就干涸了。现在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创造了“长藤结瓜”的经验，根据地形条件，把渠道和水塘联结起来，水源统一调配，以有余补不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节约了水量，扩大了灌溉面积，大大提高了抗旱能力。【12】
在提供低成本普惠性的教育、医疗和社保服务方面，人民公社成就卓著。比如，基础教育方面形成了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委会办高中的教育格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学龄儿童入学率从1949年的20%上升到1976年的97.1%，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从1957年的44.2%上升至1976年的94.2%，1949年文盲率高达80%，但到了1978年，已经下降至22%。【13】
医疗卫生方面，人民公社靠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消灭和控制住了多种传染病和流行病，普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新中国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创设了一套中国特色的农村卫生保健模式，其中包括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以区人民医院为中心、以公社卫生院为纽带、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担负小病诊治和防疫检疫。赤脚医生队伍由经过选拔培训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为农民提供初级卫生服务。
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负责辖区村民卫生医疗，实现低成本、广覆盖的基础医疗服务，覆盖率达到90%以上，惠及85%以上的农村人口。【14】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套医疗卫生体系可以说成效巨大，最主要的一个体现指标是，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由1960年的43.7岁提高到1978年的65.9岁，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罕见的成就（见表2-1）。【15】
表2-1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1960—1980年）(单位：岁）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以人民公社为依托，农村还普遍建立了以集体保障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基本形式包括救灾、“五保”供养和困难户救助。以“五保”供养为例，“五保”供养是针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农户和伤残军人，在生产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提供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子女教育）与保葬五类救助制度，使他们生老死葬都有指靠。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供养的人口有519万人，敬老院达到15万所，收养300余万人。【16】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农村极端贫困的发生。“五保”供养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救济制度的一部分。
3.未竟的富民事业
无论是土地改革、发展初级合作社，还是建立人民公社，共和国的缔造者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保自己不脱离亲贫、益贫的发展路线，一直希冀通过更纯粹、更大规模的公有制形式来谋求社会的大同，实现人人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共同富裕的倡议被频频提及。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7】。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他说这样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他说苏联的模式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则要做到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18】
然而，面对长期的外部封锁及安全威胁，“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的理想总是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的压力。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约30年里，中国的农民合作化运动始终没有跳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大框架。【19】农业的发展在大部分时间里让位于工业化和保家卫国的强国目标，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也因此以重积累和压消费为原则，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一个独立自主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但始终未能解决6亿人自己的温饱问题。【20】
20世纪70年代末薛暮桥曾指出：“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农民所提供的税金只占百分之十以下，工业所提供的税金和利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似乎工人向国家提供的积累很多，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很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农民所提供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转移到工业中去实现，计算到工人的积累里面去了。实际上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在财政收入中至少占三分之一。”【21】
尽管从整个时间段上看，中国的农业在总量和人均上都实现了增长，但由于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贫困之中（见表2-2）。李小云等引用营养摄入量来衡量，1954—1977年农民每日热量的摄入量没有稳定达到每日2100千卡的最低热量标准（见表2-3）。光梅红根据史料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大寨社员的生活水平，发现1966年山西昔阳县农民人均日摄入热量为1611千卡，1975年为2360千卡，可见集体化时期的农民长期处于较低生活水平。【22】
表2-2 中国农民收入和消费变化（1952—1978年）【23】
表2-3 农民每日营养摄入量表（1954— 1978年）【23】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一代人经过艰苦卓绝努力，将社会主义的基业打了下来，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开始起步，但富民的伟大目标远远未能实现，新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后面几代中国领导人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