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今，我们纪念战争胜利，不仅是铭记历史，也是面向未来。

“加害民族、加害国家应该反省过去，承认错误，向亚洲的受害者道歉或赔偿，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同时，受害民族、受害国家也有历史义务，要表达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苦难、愤怒、包括憎恨；若不表达，加害国家就不会理解。”

这段话，来自一位86岁的旅日华侨林伯耀。林先生曾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不久前，他和观察者网进行了一次线上交谈。

林伯耀的家族经历，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日、东亚历史的缩影。1913年，林伯耀的父亲林同禄（1892-1977）从福建福清远赴日本谋生；他的母亲杨金宋（1906-1962）生于釜山，1922年与其父亲在日本结婚。林伯耀1939年出生于日本京都，是生于日本长于日本的中国人。因为这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人生被深深裹挟进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

1964年，林伯耀从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毕业后开始工作，经常参加华侨青年运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呼吁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60周年之际，林伯耀与其他旅日华侨、日本青年共同成立“日本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

同时，他长期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强掳中国劳工、强制劳动等问题，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及东瀛惨案受害中国人研究，帮助受害者及遇难者家属申诉维权。他曾说，揭露历史真相，为二战受难同胞伸张正义是自己毕生的事业。

今年9月18日，黑龙江省档案馆依法首次向社会公布“侵华日军强征及奴役中国劳工”专题档案，以无可辩驳的原始文件证实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与反人类暴行。当天，林伯耀先生专程来到天津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纪念80年前中国劳工因不堪虐待在日本本土发动的“花冈暴动”。在与观察者网的交流中，林先生特意嘱咐，衷心希望日本友人、中国年轻一代能去那里看看，纪念那些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遇难的中国人。【编者注：1944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强征中国战俘和劳工986人在秋田县花冈矿山做苦工。1945年6月30日，700名中国劳工发起暴动，日方出动2万军警镇压。据统计，一年间共有419名中国劳工在此被杀害、折磨致死，史称“花冈惨案”或“花冈暴动”。】

10月1日国庆节即将到来，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6周岁生日。如今中国人民昂首挺胸地生活，为国家发展、世界进步作出贡献。纵然历史的伤痛无法磨灭，我们仍敦促加害者承认错误、深刻反省、真诚道歉，正如林伯耀先生所言，受害者有权表达愤怒和憎恨，但最终目的不是同等复仇，而是将这些情感清楚地传达给加害民族，探索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的和平共处之路。

资料图：林伯耀

· 老华侨不沉默

观察者网：林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对话。首先聊聊近况吧，您近来身体好吗，平时忙些什么事情？最近，中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您有参与国内的一些纪念活动吗？感受怎么样？

林伯耀：我已经86岁了，虽说不再处于可以四处参与活动的状态，但我明天（9月16日）要去天津。在天津，安置着许多在日本去世的被掳中国劳工的遗骨，他们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从日本送还回国的。我们将在那里为在花冈（注：位于日本秋田县）及日本各地去世的中国劳工，还有在中国大陆去世的劳工举行追悼会。

10年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阅兵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年后，也就是今年举办的抗战胜利8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也让我们这些海外中国人极为感动。

我认为，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强大，并将这一面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展示，是一件好事。这宣示了我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遭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与南京的战争受害者们一起观看阅兵式；他们一边流泪，一边高兴地说：“我们再也不会被日本军国主义欺侮了。”我也有同样的心情。

观察者网：我在搜资料时发现，去年在日本举办了一场《老华侨不沉默》的纪录片试映活动，纪录片的主角就是您，但当时片子还未最终完成，今年已制作完成了吗？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片子的缘起、主题，参与拍摄制作的主创人员和拍摄过程，以及后续计划？这个过程中有遇到阻挠和麻烦吗？

林伯耀：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片子拍摄过程中没有遭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或妨碍。

这部纪录片由日本的朋友们策划，借一位名叫林伯耀的老华侨——也就是我本人，将在日中国人希望对日本社会发出的呼吁与心声通过电影或纪录片的方式来呈现。他们拍摄了我出生的故乡——日本京都丹波，以及我最近开展活动的情况。成片大概会在明年年初完成。

纪录片试映后，总体上大家的反响都很好，有人希望能让林伯耀讲得更多一些。还有人说“日本的侵略并非全是坏事，也有好的方面”——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对此我的回答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没有任何好处；就算看上去似乎有好的一面，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东西，事实上让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一点是你们没有看到的。

纪录片《老华侨不沉默》视频截图

“支那人”“清国奴”，小时候的我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

观察者网：期待能早日看到这部纪录片。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80年前日本战败投降时，您应该就在日本吧，对当时的场景和心情有印象吗，能否讲讲当时的故事？您1939年出生于日本，父母一辈早年赴日谋生，可以说几乎完整经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来的所有历史，这些经历对您的人生、选择带来了什么影响？

林伯耀：我的父亲和母亲来自中国福建省福清，我父亲是1913年来到日本的。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有各种天灾与饥荒，十分贫困。因为在中国无处谋生，我父亲走投无路，才来到了日本。

我出生在日本京都丹波这个地方，但我自小就遭受各种欺凌与歧视，被叫做“支那人”“清国奴”。当时，甚至连朝鲜人的孩子都会抓住我，说“我们是日本人，你是支那人，给我道歉”，蛮不讲理地欺负我。小时候的我为此非常苦恼。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会遭到那样的霸凌和歧视，当时的我并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太过弱小、贫穷，那是很多中国人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的时代。

现在经常被大家提及的是，在福建、广东一带曾有“苦力（クーリー）贸易”，因为人们实在没有工作谋生，在奴隶贸易被废止后，通过苦力贸易，使得许多中国人变相成为奴隶，被送往美国、中南美或世界其他地方，由资本家们使唤做工。我想，这些悲惨的历史就是背景，但小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被叫“支那人”“清国奴”，还因此被欺负。

我记得，小时候我父母是从事布匹贩卖的行商；所谓行商，就是把布匹或织物背在背上，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步行叫卖。有一次，他们经过往常都会去的某家农户时，农户主人就出来说：“你们这些支那人不要来了。”

那时候，母亲牵着年幼的我出门卖货。有一次突然从农舍里冲出一个大汉，向我们吼道：“你们这些支那人给我滚开。”然后，放出家里养的一条大黑狗来驱赶我们，并唆使它咬我们。

母亲吓得魂飞魄散，拉起我的手就逃。我们沿着田埂狂奔，田埂上泥泞不堪，杂草丛生，道路极其崎岖，我母亲背上的布匹突然滑落，掉进了稻田里。此时，身后传来狗吠声。母亲惊慌地催促我：“快下去，把掉进田里的布匹捡起来！”于是，我们一起下到田里——那是蓄着水用来种稻的田地，我们捡起沾满泥水污渍的布匹，逃向田埂另一侧避开大狗的追赶。当时那只狗在我们身后追赶、汪汪直叫，至今想起仍记忆深刻，令人毛骨悚然。

后来，母亲拿着布匹，带我到山里，用山间溪水把布匹洗干净后晾在树上；若不及时洗净晾晒，布匹便无法出售。母亲把成匹的布挂在树枝间，一边呜咽着“哎哟、哎哟”，一边哭泣着发怒，泪水不断滑落。我抬头凝望着母亲眼中滚落的泪珠，内心困惑不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朝鲜人同样遭受欺凌，但他们将这种欺凌转嫁到了中国人身上。不过我能够理解。朝鲜人确实经历了巨大的苦难，他们被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来到日本或被强行带到日本，备受磨难。

后来，我在中学时期得知了日本的“花冈事件”。这起事件源于被强制从中国押送至秋田县花冈地区从事奴隶劳役的中国人，因不堪虐待劳动之苦，为捍卫人类尊严与民族尊严而发动的一起暴动。

事件发生在1945年6月30日，而我是在中学时才了解这段历史，当时深受震撼——原来中国人也是会反抗的民族啊。虽然我没有上过正规的中华学校，但通过花冈事件和强制劳役事件，我的内心逐渐积蓄起作为教训的愤怒与民族情感。

观察者网：1945年的时候，您年纪还小，对日本宣布投降战败的事情有印象吗，还记得一些场景或故事吗？

林伯耀：我当时住在京都丹波，日本乡下的深山里。虽然我并没有听到像报纸上报道的日本战败之类的消息，但我感受到村里人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随后，所谓的美国占领军就出现了，军官乘坐着敞篷吉普车来到了丹波深山里的村子。

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父亲是中国人吧，那时村里人知道美军即将到来，又知道他们会来找我父亲，于是就来拜托我父亲，恳求他帮忙转告美军：我们没有欺负过林先生一家，我们没有做过坏事。村民们——尤其是村长、警察、邮局局长等主要人物，都躲到山里去了。他们很害怕那些美国占领军。不过，我们并没有说日本人的坏话。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时代果然变了。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们已踏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后来，我们一家搬到了京都，我父亲当时担任了京都华侨联合总会的首任会长。这些记忆至今犹新。

当时，父母辈的人们以及各地的华侨会，怀着自豪的心情，在家门前悬挂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旗帜。这在过去是很危险的行为。然而面对此情此景，原先的旧日本军人中，有人发起袭击，有人挑起争端，以“我们日本并没有战败”为由施暴，因此有朝鲜人或中国人遭到袭击。

但仔细想想，其实在那之前，身在日本的中国人被当作“敌性外国人”，遭受欺凌与歧视。就在1945年前一年，1944年，神户福建行商人组合的13名主要成员陆续被日本“特别高等警察”（特高）逮捕，以“你们从事间谍活动”这类毫无根据的理由对这些人施以拷问。换言之，行商人因为日本警察凭空捏造的指控，诸如“行商人到城里或乡村打探各种情报并送回中国大陆”等等，而遭到拷问。

最终，13人中有2人在狱中死亡，4人在获释后不久便离世。其中1人的家属接到通知称“你父亲没用了，来带走吧”，等他妻子赶到大阪警局时，交给她的却是她丈夫的遗体——尸体腹部的肠子已经破裂。

后来，听其他幸存者讲述，他们不仅遭受殴打、铅笔塞进指甲等严刑拷问，更被吊在半空、头被按进水中逼供，承受了极其残酷的折磨。

其实，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因为中国人被视为“敌性外国人”，被警察任意逮捕或遭受不公正对待。但是，1945年8月15日是分水岭，此后这样的事情就消失了，中国人终于能挺起胸膛了。

上述这起事件被称为“神户福建行商人迫害事件”。去年正好是80周年，我们在关帝庙举行了慰灵仪式一起缅怀他们，大家誓言决不能让这样的时代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