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舞台不再只属于支撑传统经济的农业劳工，也不再仅由在20世纪缔造工业崛起的产业“无产阶级”占据，而是涌现出一支庞大的灵活用工大军，即所谓的“零工（gig）”劳动者。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他们不再是四散寻找临时活儿的个体，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超过2亿人，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力的40%。
该杂志强调，这一转变“对全世界都是一种警示”，它迫使各国政府思考：在瞬息万变的数字经济环境下，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亚洲平台经济的崛起
《经济学人》指出，得益于对“超级应用”的早期采用，中国拥有全球最为先进的灵活用工生态。如今，约有8400万中国人通过各类平台参与工作，例如外卖配送、网约车等。
在印度，这一数字约为1000万；在马来西亚，约有120万人从事此类工作，占当地劳动力的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并不限于服务业，还延伸到中国工业的核心地带。电子与纺织工厂正通过数字化招聘平台，雇用数以千万计在工厂间流动的临时工。
研究者估计，这一群体约有4000万人，相当于制造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其规模超过美国同类群体的三倍以上。
短期红利与深层挑战
部分劳动者从这种灵活性中获得了更好的收入。《经济学人》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外卖骑手等配送司机的收入比传统农民工高出约20%。
但这些短期收益背后，隐藏着结构性难题：
- 缺乏持续性的技能培训；
- 受“户口”制度影响，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较弱；
- 难以建立有利于婚育与家庭稳定的生活基础。
《经济学人》认为，在沉重的人口结构压力下，“新一代灵活用工可能在真正繁荣之前就先老去”：他们既要养活自己，又要承担日益增多的老年抚养责任。
中国经验的全球启示
报告强调，中国的经验揭示了一个事实：制造业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动带来就业与社会稳定，自动化正在取代大量传统岗位。
同时，彻底消灭灵活用工并不现实，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替代方案就是彻底失业。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77%的平台司机是在失去原有工作后才转入这一领域。
该杂志还指出，“算法或许严苛，但仍优于过去那些对临时工苛刻剥削的劳务中介”。
重塑社会契约
《经济学人》提出的解方是从根本上重塑社会政策：
- 让养老金在不同工作间更易于转移；
- 降低社保缴费负担，避免企业因成本压力而偏好临时用工；
- 强制数字平台为劳动者的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分担责任。
中国已开始规范平台算法；印度也启动了对临时工的登记，以提供工伤保险与未来的医疗服务。
但该杂志警告，若不制定与灵活用工现实相匹配的新政策，现有措施“仍不够”。
前路与风险
《经济学人》提醒，许多亚洲国家“可能未富先老”，这使纳入并保护灵活用工成为当务之急。
在中国，零工劳动者像是一面“照见全球未来”的镜子：科技与就业脆弱性交汇，迫使各国政府重写一份适应新挑战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