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既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千年枢纽，也是当代全球地缘格局中连接亚欧贸易、能源输送的关键节点。

近年来，全球地缘局势的深刻变动，彻底打破了中亚的“低调”态势。一方面，俄乌冲突后，欧亚大陆能源与贸易通道面临重构，中亚作为替代能源出口路线、陆上物流枢纽的价值凸显；另一方面，全球多极化趋势下，欧盟寻求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印度拓展 “东进西出” 战略空间、美国试图通过“C5+1”机制强化区域影响力，各大力量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欧亚十字路口”，中亚的战略重要性被重新定义。

在此变局之下，中亚五国如何以“战略主动性”应对大国互动？其外交政策将如何调整以坚守主权利益？中国与中亚在深化合作中，又该如何弥合文化认知缺口、加深合作互信？为解答这些关键问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专访了乌兹别克斯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副所长奥迪尔·加法罗夫（Odil Gafarov）。这位兼具中、美学习经历与本土智库经验的学者，不仅揭示了中亚以“多向外交”平衡大国关系的底层逻辑，解析了中亚精英治理体系的稳定性根源，更直面了数字经济、水资源安全等区域发展挑战，以及中企在中亚本土化的实践路径。

该访谈以中亚本土学者的观察为支点，搭建理解中亚“主动塑造命运”的新框架，了解中亚从“被动依附”到“战略棋手”的外交政策转变，为深化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务实合作、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供兼具深度与实操性的参考，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ESSRA）特编发此文，供读者阅读思考，本文仅代表访谈嘉宾本人观点。

【对话/慧诺咨询创始人 高子豪】

中亚学者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ESSRA：能否先向我们的读者做个自我介绍？请谈谈你的背景，以及是什么契机让你投身于中国研究。你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和美国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如何塑造了你今天的学术兴趣？

奥迪尔·加法罗夫：我叫奥迪尔·加法罗夫（Odil Gafarov），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我的学术之路始于塔什干的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这所学校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基础。最初，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中国。但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亚逐渐成为中国高度重视的地区。与此同时，中亚地区的战略重心从传统的俄罗斯、北约和欧洲，逐步转向中国。这促使我不断阅读、研究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并最终意识到，要真正理解中国外交，就必须“到源头去”。于是我申请并被北京大学录取。

在中国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后来又去了人民大学继续深造。那段时间让我真正爱上了这个国家——从文化、语言、美食到人与人的交往。同时，我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学术兴趣也大大加深。学习之外，我还积极参与实践。2017年11月，我加入了上合组织青年联盟（SCOLAR Network），担任项目经理和协调员，负责包括模拟上合等项目，这让我更直观地理解了这一多边机制的运作。

离开中国后，我进入反恐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赴美继续深造。在美国期间，我仍以中国研究为核心，重点拓展了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军事政策的分析，研究案例涵盖中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如今，我回到了最初的学术起点——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下属的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这家研究机构隶属总统行政体系，是国家战略智库之一，我们的职责是为国家元首提供重要的外交决策建议。可以说，从乌兹别克斯坦到中国、再到美国，再回到本土，这一路的学术与实践历程，为我观察地区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多维的视角。

奥迪尔·加法罗夫Odil Gafarov

中亚的外交艺术与战略

ESSRA：在西方以及部分中俄的相关讨论中，存在一种观点，即中亚国家常常被视为被动的角色，是中等大国博弈的“棋子”。你怎么看待这一定位？

奥迪尔·加法罗夫：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直指外界对我们地区的根本误解，在我看来并不正确。现实要复杂得多，我甚至认为中亚展现出相当高水平的战略主动性。换句话说，中亚国家正在积极管理中俄关系，并利用这种互动来推进自身的主权利益。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历史背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无疑是中亚的主导力量，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我们的经济高度依赖莫斯科，俄军在本地区保持着重要存在，例如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基地。但这种过度依赖并非新独立国家所能接受的长期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主动寻求转变的一方并不是中国，而是中亚国家。我们向中国释放了明确信号：“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合作，以平衡俄罗斯的巨大影响。”中国出于自身战略考量抓住了这一机会，双方逐渐培育出一种更均衡的关系。

这种“平衡术”一直在动态进行。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中亚国家有时会觉得“中国含量”太高同样需要调整。于是，我们会重新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这并不是回到依赖，而是一种再平衡。当我们发现俄罗斯的能力不足以独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又主动拓展与欧洲、美国、印度等多方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媒体和智库现在开始密切地报道中亚国家。由此可见，把我们描绘成软弱或被动，是对中亚外交的误读。我们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这一特性也让我们得以在大国之间周旋，这是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

ESSRA：这个视角非常有趣，是否有一些经典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奥迪尔·加法罗夫：当然可以。最近乌兹别克斯坦就有一个与中国在安全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典型案例。中国支持我们内务部建设了一座非常先进的仿真训练中心，这是未来警务人员的高科技训练设施，对国家安全体系是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为了使合作伙伴多元化，乌兹别克斯坦也会主动与其他国家接触，比如印度，出于某些地缘政治的考虑，印度也非常愿意提供支持，为我们出资建造了一座大型信息技术实验室。

这样一来，乌兹别克斯坦既获得了一座现代化警务训练设施，又得到了一个互补的信息技术实验室。这绝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设计。

能源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正计划推动核能发展。虽然俄罗斯在技术和出口经验上非常丰富，我们同样也会积极考察法国、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核能方案。政府部门有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这些技术和条款，他们会根据国家的需要，尽可能进行多样化的选择。

要想自如应对这些复杂的格局，就必须极其聪明和专业。这也是为什么中亚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引进顶尖人才，以确保能够在这场复杂的地缘博弈中持续有效地发挥主动性。

2025年4月3日至4日在撒马尔罕举行首次中亚-欧盟峰会。中亚时报

 “从未间断”的精英传承

ESSRA：你刚才提到执行这种外交战略的官员与外交官的专业性，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精英阶层本身。中亚国家是如何培养并留住这些精英人才？他们的治国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像你这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会选择回国而不是留在国外？

奥迪尔·加法罗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亚国家能够有效治理，显然不是独立后几十年的偶发现象。我们的精英群体具备稳定性与延续性，主要受益于三大支柱：悠久的治国传统、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独特的教育遗产。

首先是历史上强大的治国传统。以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这片土地上有超过三千年的连续治国历史。和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类似，我们有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信念：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维持秩序与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理论，而是现实的地缘政治需求。要在周边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并保持独立，就必须建立强大而精细的治理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这种延续性也能够一直保持。即便在19世纪被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治和强大的地方治理结构。苏联时期，国家形式被改造，但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地方领导人，本身依然是有力的行政管理者。

正因如此，纪律与秩序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现代治理的基础。仅从人力资源来看，凡是强国家体制必然伴随庞大的官僚体系（不管你是否喜欢），他们往往不随着最高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官僚精英群体也是中亚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支柱是文化与归属感。这更个人化，却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像我一样在海外受教育的人最终会选择回国。我在美国待了几年，完全有机会留下，但我还是回来了。我尊重西方，但那里有一些与我们文化身份格格不入的地方。比如，安全感。在许多西方大城市，夜晚外出并不总是安全；而在中亚，国家的存在确保了高度的公共安全。从更深层次来说，是一种文化归属感——在这里我真正属于这个社会，而在别处永远是“外来者”，这种差异很难被替代。

第三个支柱，也是最关键的，是独特的教育基础。我们在苏联遗产中受益良多。尽管那个体制有意识形态的局限，但它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上建立了非常扎实而严格的学术传统，而这一传统本身深受欧洲教育体系影响。二战期间，大量学术机构和科研设施从莫斯科迁往塔什干，这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区的西式教育发展。

我的老师那一代人几乎全部出自苏联最顶尖的大学。我自己的导师就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学习，并在哈佛执教，把西方的视角带入中亚。今天，这一教育体系进一步演进。我们这一代精英不仅在后苏联体系和西方接受过教育，也有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学习的经历。这种经历让我们拥有多元而强大的知识储备。通过对比东西方不同体系的优劣，为本国挑选出最适合的治理经验与做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国家正在积极吸纳新一代全球化专业人才——无论他们在西方、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地方受过教育。这些年轻人被任命在各部委以及总统行政体系的关键岗位，形成了坚实的智力基础，为国家制定深思熟虑、行之有效的政策提供支持。

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卫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