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之际，观察者网推出系列专题“14年抗战史不容歪曲和篡改”。

本文作者理查德·奥弗里是西方少有的认识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端提前到1931年的历史学家。文章首发于2025年第2期《抗日战争研究》，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文/理查德·奥弗里】

在西方学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叙事中，中国很少获得其作为主要盟国应有的篇幅，但在战时宣传和官方文献中，中国国旗总是与苏联、美国和英国国旗并列飘扬。

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第四盟国，自1931年起与日本作战，在1941年12月对德国宣战。然而，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从未被邀请参加其他三个主要盟国的会议，中国的将军们也不被允许加入讨论和决定西方战时战略重大问题的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1945年9月2日，美国按自己的意愿组织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仪式于9月9日举行。

中国较低的地位在战后的二战史叙事中一再被重复，它反映的是战时观点，即中国军队装备简陋、指挥无能，对击败轴心国的贡献微乎其微。有关中国战局的确切消息甚少传至外界，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做出承诺，却始终不愿向中国提供蒋介石及其政府所请求的财政援助和租借物资。

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岁月里，中国战场被认为不如苏联、北非和欧洲战场重要。传统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军队在横跨中太平洋和东南亚岛屿的激烈战斗中扮演了击败日本的主要角色。1945年8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数周内便被苏联红军横扫。尽管中国军队曾与英联邦部队在缅甸并肩作战，但战后英国对该战场的记忆几乎完全聚焦于英国方面的贡献。

一、 西方有关中国抗战的叙事变迁

21世纪以来的25年，西方关于中国二战贡献的历史叙事发生了变化。这部分归因于更多中国档案向西方学者开放，同时也与中国崛起为现代军事与经济超级大国密切相关。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促使学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起源，探讨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危机与战争。这一趋势推动了对中国战时军事史和社会史的更多关注。

一批西方学者为加深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作出了卓越贡献。2013年，拉纳·米德（Rana Mitter）《中日战争（1937—1945）》一书出版，这是首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抗战通史。2017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战时中国》一书出版，努力将中国抗战置于20世纪30年代更广阔的背景下，并将叙事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美国历史学家莎拉·潘恩（Sarah C.M.Paine）在2012年出版的《亚洲战争（1911—1949）》中，将抗日战争置于更宏观的视野，即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席卷中国的战争之中。同年，冷战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出版《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虽主要关注更长时段内中国地缘政治的变迁，但也详细探讨了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

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史研究也日益丰富，这些研究有助于填补西方对中国军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认知上的空白，了解其在持续遭受日本侵略直至1944年“一号作战”期间仍有能力避免彻底失败的原因。

由马克·皮蒂（Mark Peattie）、爱德华·J.德里亚（Edward Drea）与方德万编辑的论文集《为中国而战：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论文集》于2010年出版，全面概述日本侵华战争的军事背景、军事对抗的进程以及双方军队的特点和素质。如今，人们已无法忽视或贬低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军事贡献，它比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早2年多，比美国参战早近5年。此外，西方学界也首次深入理解了中国战时经济的表现及其诸多局限，这得益于约书亚·霍华德（Joshua Howard）的开创性英文著作《战争中的工人：中国军工劳动力（1937—1953年）》。该书提供了关于国民政府军工生产及劳动力状况的原始统计数据，为西方史学界填补了长期缺失的实证资料。

《战争中的工人：中国军工劳动力（1937—1953年）》

最后，陶涵（Jay Taylor）撰写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一部全面的蒋介石英文传记，呈现了一个更完整和富有人情味的形象，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动荡时期，蒋介石如何在国外压力和国内对手之间寻求平衡，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该书对二战期间西方政治家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及战后史学界对这些评价的延续提供了新的观点。

二、 日本侵华战争与全球危机

新史学的一个成果是将中国置于更漫长、更广泛的全球危机之中，这一危机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在20世纪30年代加剧。在一战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中，列强有关中国战后地位的考虑是重要变量。

一战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动荡且分裂的国家，在西方看来，它是地区不稳定和潜在冲突的根源。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而言，虽然此时不得不对中国作出一定让步，但维持在华贸易和战略利益仍然是优先事项。

中国的动荡推动了日本国内关于强化帝国统治以提升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讨论，以致日本出现一种信念，即控制更多领土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直接导致日本关东军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先是在中国东北地区，随后扩展至华北地区。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列强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张，日本侵华战争现在可被理解为此类帝国扩张的激进延伸。帝国史学家比战争史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连续性。1914年之前，扩张领土被帝国视为传播优越文化（Superior Culture）和文明的手段，同时也是在快速现代化的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还被看作大国地位的象征。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极力推行海外帝国扩张计划。

到一战爆发时，那些没有被列强直接统治的非洲和亚洲地区几乎完全被殖民化。一战后，列强仍然热衷于扩张。英国和法国通过对德国前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前行省的委任统治，扩大了直接控制的领土。与之相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的希望受挫，意大利在欧洲的野心未能实现，德国则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这三个国家开始对英国和法国的全球霸权感到不满，三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主张“弱势”列强（The “Have-not” Powers）应在帝国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在中国、意大利在东非、德国在中欧疯狂地扩张，希望借此挑战英法的霸权。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近年的二战历史书写开始将叙事起点定在1931年，而非传统的1939年9月。两本书将1931年放入标题：理查德·奥弗里的《二战新史（1931—1945）》和安德鲁·N.布坎南（Andrew N. Buchanan）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可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新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一步。一旦日本政府承认了关东军的行动，便几乎默认了进一步的扩张浪潮。这是1919年后建立的全球秩序首次受到军事行动和领土占领的挑战，而这种模式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反复上演。到英国和法国因德国入侵波兰而宣战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战争已经持续了8年；意大利军队自1935—1936年在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在西班牙、1939年春在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已有4年；纳粹德国在开启对波兰的帝国主义侵略之前，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半个捷克斯洛伐克2年。帝国的每一步扩张，都加剧了战后秩序的不稳定，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增。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炮轰北大营，日本骑兵的铁蹄踏进沈阳城。中国军网

在这些冲突中，中国战场的规模最大、代价最高，这也是将二战这场全球性战争的起点定为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叙事中，九一八事变被视为一个短暂的插曲，其重要性低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然而，近年来的新叙事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也纳入其中，并描绘了此后5年日本军政官员不断向华北各省推进，直到北京被日军包围的历史。在中国发生的危机削弱了国际联盟的信誉和效力，它未能阻止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

正是日本的持续侵犯，最终促使蒋介石于1937年7月迎战日本，试图阻止其进一步的侵略，同时联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团结整个国家抵抗共同的敌人——日本。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管西方大国未明确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但它们积极向中国政府及其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建议。

这也是日本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虽然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对抗，但西方日益担忧日本威胁到他们在东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开始警惕日本在该地区的角色变化。在西方列强看来，一战后既有秩序面临着危险的挑战，这些挑战还包括意大利在非洲和地中海的行动以及德国在中欧的行动。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

20世纪30年代，各国纷纷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顾问和人员的举措表明，由日本侵略引发的中国危机已高度国际化。近年来，西方的研究揭示了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援华行动。这些国家系基于自身利益介入中国事务，中国自身的军事现代化才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堡垒。1931年，蒋介石邀请英国皇家海军为中国的海军改革提供建议，但英国欲借此向中国兜售军舰。

1933年，墨索里尼批准意大利向中国派遣空军顾问团，向中国空军出售意大利飞机；1935年，意大利将军罗伯托·洛蒂（Roberto Lordi）短暂担任了中国空军的参谋长。1932年，一群美国飞行员在杭州发起了一个私人航空项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该项目扩大，到1940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航空技术和装备来源，并最终促成飞虎队的组建，它与中国军队并肩战斗到1945年。

1937—1941年，苏联直接向中国提供航空人员和飞机援助，发起“泽特行动”（Operation Zet），共向中国派遣了900架飞机及数百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其中200人在对日作战中牺牲。苏联的介入源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即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防止其染指苏联远东地区。如今，西方关于这些援助行动的研究越来越多，进一步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命运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亚洲范畴的考虑。